編者按 “公務員”似乎一直是一個圍城，外面的人想進來，他們看到的是福利待遇，體面安穩;而里面的人想出來，因為不愿意忍受低工資，因為還有對更廣闊前途的向往。

有數據表明，政府/公共事業/非營利機構行業的從業人員跨行業跳槽人數比去年同期上漲34%，近年來的公務員考試熱也有所降低。與1992年和2003年的公務員辭職潮相比，現在的離職現象能否成“潮”仍待觀察。無論如何，讓優秀的人才自由流動，為他們施展才能提供制度保障，都是一個重大課題。

只待一紙批文，任明就將離開他工作了17個年頭的法院，成為一名律師。

任明是中部某地級市中院的一名副庭長，假如辭職成為律師，他的收入起碼要加一個“0”。

扔掉鐵飯碗，走到體制外，公務員辭職正越來越受關注。前不久，智聯招聘發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動分析報告》顯示，政府/公共事業/非營利機構行業的從業人員跨行業跳槽人數比去年同期上漲34%，這讓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務員辭職潮。

近年來，公務員這一曾經象征著體面、穩定和高福利的職業，正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2015年的公務員考試，雖然招考人數刷新歷史紀錄，但是報名人數和平均競爭比都創下近5年來的新低。

幾年前，任明也曾動過離職的念頭。那時候，離職的想法幾乎遭到家人和所有朋友的反對，然而今年的辭職，迄今為止卻只有一個朋友反對。

雖然官員辭職的消息不時出現，但對于大多數一般事務性的公務員來說，離職能否成“潮”仍待觀察。“畢竟公務員還是穩定、體面，而且大部分非技術類的公務員辭職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擁有1000多個成員的“公務員辭職共勉群”QQ群主李志說。

好日子過去了

剛剛辭職的時候，毛平有些不習慣，“忽然之間沒上級、沒束縛了，不知道向誰匯報”。

辭職之前，毛平已經在東部某市的家鄉做了十多年的公務員，是城建系統內的一個副科級干部。這份職業曾帶給他體面、安穩的生活，近年來，他的想法產生了一些變化，收入偏低，晉升無望，在體制內要做點事情又很難，最終毛平選擇了離開，“最起碼收入會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懷念的公務員黃金時代還要追溯到他剛剛考上公務員的時候。那是2002年，當時的毛平已經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過10年。因為歷史負擔重，企業的收入很低，看著一茬茬的年輕人學會技術就選擇離開，毛平覺得前途無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務員。

那正是公務員熱的前夜。1999年，中國高校開始擴招，逐年增加的畢業生在日后逐步成為公務員考試的主力軍。雖然與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領和央企相比，公務員并未體現出十分明顯的優勢，但穩定和體面仍然讓公務員成為很多人的選擇。

公開數據顯示，從第一次公務員考試到2001年，參加考試的人數相對穩定，報考總人數不足5萬。但2002年報考人數超過前幾年的總和。而自1996年實行辭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間，全國公務員辭退率僅0.05%，人員流動率為1.25%，是中國“最穩定的群體”。

“選擇考公務員的時候就是考慮穩定，那時候考上公務員大家都很羨慕。”雖然是從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卻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時候年收入六萬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種福利補貼，還有招商引資的獎金，一年能達到十幾萬元。

公務員的工作讓毛平過上了安穩而體面的生活。考上公務員的第二年，毛平還解決了副科級待遇，并很快買了房子，體制內的身份也讓他覺得很有面子。雖然2008年的時候，陽光工資開始實行，諸如招商引資獎金這樣的收入被砍掉，但與金融危機中的企業相比，公務員“安穩”的生活還是讓人覺得踏實。

2013年開始，事情起了變化。“八項規定”實施以來，公務員的隱性收入減少，強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這個經歷過大拆大建的城市，數名重要官員落馬，城建系統看上去變得有些危險。

體制內特有的一些壓力也讓他時常感到精神緊張。身在建設系統，他曾經被委派負責過修補群眾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單位本身用料就有問題，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時候，毛平還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訪者的工作，假如訪民鬧到領導那兒，他又要被批評一頓，“可這是我能解決的嗎?”

唯一穩定沒變的就是基本工資和副科級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來只有8萬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沒什么指望，雖然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來，升遷很多時候要看領導而不是專業。

先行者不斷出現，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辭職，沒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辭職，這次他終于成功離開，“我們已經四十幾歲了，再晚一些，真沒有出來的必要了”。

法官的困惑

任明是10年來他所在法院第一個提出辭職的副庭長。

相比其他公務員崗位，司法系統的公務員，尤其是法官，正持續出現較大數量的人員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兩會期間，北京市高院曾介紹，5年來北京法院系統有500多人辭職調動離開法院。2014年全國兩會上海代表團審議兩高報告時則指出，5年來，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達到了74人。而另據上海市高院統計，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數增加到了86人。

任明算是庭里的業務骨干了，去年，他一個人辦了100多件案子，帶著合議庭3個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時以上，沒有完整的周末幾乎是他的工作常態，“假如每個案子都開一次庭的話，一年就300多個庭，算下來我幾乎每天都要開庭。而作為副庭長，我每周還要有兩個半天開會研究案件，還有很多宣傳、調研的任務，很多案件的文書都要帶回家加班寫”。

與之相比，同在一個城市的律師，一年正常辦案的數量也就是十幾件。能辦到30～50件的律師，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這樣的律師通常會配備五六個助手。

繁重的任務對應的收入卻并不算高。我國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參照公務員體系，按照行政級別來定收入。

任明說，在當地，一個成熟法官“非常輕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萬元的工作。而任明辭職后，可預期的收入起碼要比現在多加一個“0”。

活兒多錢少，晉升空間狹窄，這是法官們面臨的普遍情況。一名剛剛進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務員告訴記者，看著一個師兄從法院離開到律師事務所，一年掙了兩百多萬元，自己每個月3000多元的收入讓人覺得前途渺茫。另一個剛剛離職的安徽法官則告訴記者，假如還留在體制內，她可能也希望調到其他政府部門，“法官太累了”。

當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任明也明白，無論在哪兒，大牌律師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們更多的是從職業榮譽感中獲得滿足。

在新一輪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員精英化被視為改革方向，任明說自己其實很看好這次改革。

雖然改革對所有法律從業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覺得，體制內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師會先享受到司改的紅利。他也注意到，雖然所在城市還沒有多少法官辭職，但北京上海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法官離職潮。任明覺得，這或許是一個信號，說明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

偶爾，任明也會覺得遺憾，他始終覺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適合做法官，而不是律師，只是時代變了，“這是一個出大律師的年代”。

離開體制還能干什么

離開政府部門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項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關。他坦言，對方是看重自己的體制內經歷，“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門打交道”。

像毛平一樣依靠體制內資源積累跳槽到企業，實際上是很多官員的選擇。2013年9月，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才辭職，擔任格力副總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辦副主任俞勝法加盟阿里巴巴。俞勝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業銀行副行長、黨委委員，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行長、董事會副董事長、行長等職。2014年5月，國家質檢總局辦公廳原新聞辦公室主任、新聞發言人陳熙同出任360副總裁，主管市場及公關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樣的技術性人才轉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與反壟斷局法制工作處副處長薛強就辭職加入了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

在加入眾達之前，薛強曾負責起草國家發改委反壟斷相關規章和文件，還參與了許多重大反壟斷案件的調查工作。而薛強加入的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是一家國際性的律師事務所，反壟斷與競爭法業務一直是眾達律師事務所的擅長業務。據財新披露，2014年全年，證監會約有30名處級以上干部離職，其中大多數投身市場機構。目前正在辦理離職手續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對于大多數基層公務員來說，離職后能做什么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人糾結來糾結去，就是不知道自己離開體制還能干什么。”李志說。

一年半以前，在鎮黨委辦工作的李志發現自己實在不喜歡機關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組了一個“公務員辭職共勉群”。最開始只有幾十個人，大家相互吐槽，討論出路。后來人數慢慢增加，在媒體介入報道之后，越來越多想辭職的和辭職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異地、太辛苦、工資低、壓抑、提拔無望，看多了進進出出的圍城心態，李志覺得，可能很難出現所謂的“離職潮”，因為大多數基層公務員進入體制后，很難找到心儀的下家，“沒有一技之長”。

去年，《解放日報》曾經刊登了一位80后公務員的辭職自述。這位公務員說，“碌碌無為過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能力是‘聽話加寫報告’，社會關系是‘領導加同事’。而人生卻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覺到自己是loser。”

離職以后的毛平對此也深有感觸，他甚至會勸說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過辦公室的公務員，“體制里的分工太細，很封閉，能力很難得到提升”。

“辭職是好事”

“八項規定”、反腐風暴、養老金并軌……越來越細致的規定正讓考公務員的熱情降低。

2015年國考，120多個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單位參加，計劃招錄2.2萬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約3000人，招錄人數創歷史新高。

然而，通過資格審查的報名人數為140.9萬人，比去年少11.5萬人。無論是報名人數，還是招考的平均競爭比，都創下5年來最低。

“總體來講，公務員報名人數下降是個好現象，社會不應該覺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志忍認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體制內，這本身就不太正常，“一個國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這說明社會沒有提供一流人才發揮的機會和條件，因為大家都覺得，只有當官才能享受到這種機會”。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也認為，“公務員辭職其實是好的現象，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職業，應該有更多選擇的空間。”

歷史上兩次大的離職潮，一次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職，下海創業。當時下海失敗，還可以重新回到原來的單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門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買斷工齡等形式下海。

“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市場秩序和管理都比較規范，并且想要下海經商辦企業，沒有幾把刷子和資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當時的情況相提并論。”莊德水認為，中央“八項規定”以及對政府工作人員行為的規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為公務員離職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這樣的專業人才，一般的事務性公務員辭職成本很高。

不過，如何激勵體制內專業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的問題仍然存在。

毛平就覺得，舊的收入被壓縮了，卻一直沒有新的補償，影響公務員工作的動力，“這樣下去，可能很多本來不在乎收入的就混日子，懶政，你也很難治理，因為標準太難定了，可干可不干我就不干”。

莊德水認為，公務員的薪酬制度和績效考核體制確實需要進一步完善，提高業務崗位人才的薪酬。